“不是要去见客户?”我问。
“不急,离见面时间远着呢,我们很久没有这样散步过了。”他晃了晃我的手,眼睛却不敢看我,“最近好吗?”
我说:“你不是每天和我呆在一起吗?”
“那天在墓地,你说的话,我其实很高兴。”江暮笑了笑,“但我的高兴总是一时的,因为你高兴才是最重要的事。”
他将那晚的话又说了一遍:“所以我想说,不必迁就我。”
我只是握着他的手,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,像是听到了隔壁街道某辆单车那声清脆的铃铛响。
人的生命大概偶尔也会像这声铃响,一按,人就从母亲的怀抱里出生了,声音响亮,然而又因为过于短暂,传播距离不广,只能由身边的人才能发觉它的存在。
所以一个人死了,世界不会有所谓,这个或那个人,也不会有所谓。人们活着,却不会因为活着而无故牵上联系,即使某天那铃铛再也没法发出声响,也会有无数个替代按上去,谁会为廉价的生命而心存惋惜?
就算我也曾听到铃铛发出过那样警醒嘹亮的声响,却不妨碍最后的结果。毕竟人总是后知后觉才能发现改变结局的那条引线,即使相同的历史不断上演,但不会从中汲取任何教训。
我避免想起苏桥,像一种自我防御,但是偶尔,偶尔的,不受控制的记起候机时接起的那通电话,然后幻想:假如我告诉他,告诉他,无论如何,学弟,这次我帮你——
告诉他这些,能让他选择打开紧闭的窗户吗?一氧化碳中毒痛苦吗?死亡的时候是感到轻松还是无望?把手机里所有的东西清空时他在想什么?
我知道,再去纠结这些已经毫无用处,不过孙伊佳之后,相似的事情再次上演,提醒我生命消逝就是如此迅速,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,死神一视同仁。
这一路上江暮握着我的手从没有松过,大概是两个高挑的男人这样紧密的行走实在令人疑惑,迎来许多人探究的目光,江暮考虑到我的心情,扭头问我:“哥,要放开吗?”
我看了他好一会儿,江暮抿抿唇,手指稍稍放了些:“确实有些引人注目……”
“不用松开。”我说,“握住我的手。”
江暮愣了愣,他嘴角不禁微微往上扬起,小声说:“当然,我一辈子都不放手。”
我明知故答:“可是这样没法洗手。”
“洗手的话可以放开五秒。”江暮说,“再多就不行了。”
我看他得意的模样,不知不觉把心里想的说出了口:“小孩子一样。”
江暮眨眨眼,乐道:“我就在哥面前当小孩子,还是很乖的小孩子。”他晃晃我的手,“你往东,我绝不往西。”
我表示怀疑:“是吗?”
“哪次你认真决定的事我有忤逆过你?”江暮回想了一下,确定道,“我每次都听你的话。”
我失笑道:“你确定不是强迫我改变主意?”譬如提分手那天拿着一把刀准备了结自己,现在想想仍然心有余悸。
江暮理所应当道:“特殊事件,特殊手段。”
我想,假如哪天我真的死了,这一天应该是我人生中走马观花的最后一幕画面——公园里来往的行人,由南通北的河道上缓慢的游船,暖阳和风吹佛岸边翠绿的柳树,枝条懒洋洋的晃动,我和江暮握着手并肩行走,他黑沉的眼珠子映了河面的波光,嘴角带笑抬头看向我,高兴地说一句调子很软的吴语。
我犹记得他小时候被江晖批评过普通话不标准,在此之前我同他聊天,他有些时候会下意识地用家乡话回答,在那之后,他便有意控制的不说了。
这段时间的混乱之下,此刻江暮带给我的平和显得越发珍贵,我缓缓眨了眨干涩的眼睛,难得真心实意的笑了:“我大概听得懂,江暮,不准撒娇,拿家乡话也不行。”
江暮也笑个不停,斜靠在我的身上。
最后他还是带我去了商务饭局,我再三提醒他带一个外人去影响不好,江暮满不在乎:“你又不是外人。”
“你知道我说的意思,江暮,不要任性。”
江暮说:“没关系的,这次对方也带了伴来。而且他说,也想见见你。”
我皱眉:“见我?”
江暮点头:“见你。”
话说到这份上,我只能问:“今天都有谁要来?”
江暮回答:“b市有头有脸的大人物,李家的李玲和高家的高阳。”
“江家和他们有合作?”
“是他们找上我的。”